媒體報導，一名中度智能障礙者被檢察官指控觸犯12件竊盜案，遭地方法院簡易庭判處拘役80天。經法律扶助基金會委派律師協助平反，才查明警訊過程並未全程錄音，而扣除被告自白後罪證仍舊不足，由二審法院對其中8件竊盜案判處無罪。

姑且不論仍頻繁出現在現行檢警辦案過程中，錄音錄影不完整、將無法偵破的舊案栽贓予無辜被告的陋習，此一判決最值得關注之處在於法院明確指出：中度智障被告的智識、理解與陳述能力都較常人為差，開庭過程中也能明顯察覺被告無法為完全陳述，此時負責偵辦的檢察官應適用刑事訴訟法「強制辯護」的規定，代替被告選任律師、由律師陪同接受訊問。但檢察官卻單獨訊問被告，因而偵訊程序欠缺正當性及合法性。

二審法院的判決，再次點出目前智能障礙者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後，經常被迫面對的權利困境。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「因智能障礙而無法為完全陳述」時，法官或檢察官負有義務為被告選任辯護人，但在實際運作上，實務工作者卻常過度操弄法律文字，將「不能為完全陳述」扭曲解釋為「完全不能為陳述」，進而導致智識、反應甚至情緒控管能力都較常人為弱的智能障礙者，被迫孤立無援地處於陌生的法庭環境中，缺乏律師提供最基本的法律協助。結果是，被告的警訊自白筆錄可能不符其本意，甚至可能遭警方以誘導、脅迫的方式製作；而缺乏第三人在場提出偵辦過程疑點，檢察官很容易全盤接受警方移送的卷證，最後不問證據是否充分就任意起訴。現在這8件竊盜案遭法院判決無罪，警方又要重啟偵辦，不但浪費司法資源、錯失破案的黃金時刻，更侵害智能障礙者在刑事程序中的權利。

或許有人會感到疑惑，一般人與智障者對談，應可輕易發現其思考、反應、陳述能力都不如常人，何以閱人無數的檢察官卻無法發現？我國精神醫學專家曾分析實務判決，發現法官在判斷被告有無心智障礙時，習於在法庭上觀察被告的言行、舉止、談話，而非直接送交精神鑑定。然而，許多非重度的智能障礙者，藉由特殊教育的輔導與訓練，大多能回應簡單問答。此時若法官過度相信自己非專業的判斷，或夾雜對心智障礙者的個人偏見觀感，極容易誤認非重度智障者為心智健全無缺損之人。而習慣與被告對立的檢察官，也就更常忽視智障者的理解、陳述能力不足，反而最需要辯護人到庭協助防禦或提供法律協助。

智能障礙者在刑事訴訟程序中，只要陳述能力較一般人為稍弱，就應獲得該辯護人的法律協助，這是智障者刑事程序的基本權利，也經聯合國在1991年公布的「保護心智障礙者與促進精神健康等基本原則」(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ental Health Care)中所明確宣示。我國刑事訴訟法在2006年，就已修正要求檢察官須主動為智能障礙被告選任辯護人。但在上述發生於2007年的案件中，檢察官卻無視於被告中度智能障礙的事實，即使律師不在場也能直接完成偵訊並起訴。我們除了歸咎於檢察體系長期對刑事被告人權的輕忽之外，也只能慨歎台灣社會對智能障礙者的了解與關懷仍舊太少太少。因為社會普遍不了解智能障礙者經常外觀與常人無異，檢察官才容易過度自我膨脹，自以為能準確判斷被告的心智狀態；因為社會不重視心智障礙者的權利保護，法律實務工作者才會在被告連話都說不清楚的情況下，還能繼續偵辦、起訴、判決有罪。智能障礙者原本就在社會中處於弱勢地位；法律實務工作者在面對智障被告時，絕不應再將各種特殊的不利益歸諸於他們身上，而是應抱持尊重人權、協助尋找真相的開放心態，以塑造一個更友善的司法環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