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院沒有叫愛滋患者搬走，只有叫收容機構遷離？— 評「關愛之家」地方法院判決

民國95年10月11日，台北地方法院以95年度重訴字第542號民事判決（以下簡稱「關愛之家」判決），判定收容愛滋患者的「台灣關愛之家協會」必須遷離現址，社會一片譁然，雖然後續的發展可說是「化危機為轉機」，除了引發大眾關切、進而另找到更好的收容處所外，政府也因此積極修法，明訂機構不得拒絕安置、安養愛滋病患，然而，本判決所包括的法律爭議與背後迷思，其實有不少值得一探究竟之處。

一、「關愛之家」判決簡述

「關愛之家」判決所持的理由很清楚，首先肯認了「社區規約」與「區分所有權人決議」（以下簡稱「決議」）之效力：該「社區規約」第17條第2項第4款規定：「住戶不得將社區建物提供收容或安置法定傳染病患」，因為「關愛之家」收容「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」（俗稱愛滋病）患者，愛滋病正是所謂「法定傳染病」之一，進而其他住戶依據【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】第22條第1項、第2項之規定，於召開會議並「決議」後，以違反規約情節重大為由，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，法院審理後認為原告請求有理，並且有相關之法律依據。

其次，「關愛之家」判決認為該「社區規約」並無違反憲法第10條「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」的規定，理由大致如下：一、憲法是規範政府與人民間之法律關係，並非用以規範私人間之法律關係，被告稱原告「違反憲法」顯有誤會；二、被收容之愛滋病患，不是自始就住在社區中的居民，是「被動」以「關愛之家」這個機構為「生活中心地」，主觀上也「沒有居住或遷徙到該社區的意思」，「自難認系爭規約有何違反『被收容人』基本權利之處」。

第三，判決書也認為該「社區規約」沒有違背民法第72條「法律行為，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，無效」之規定，所持的理由是：一、該社區是住戶密集的純住宅區，為了維護「衛生健康」與「居住品質」，所以「社區規約」規定住戶不得將住屋作為「收容傳染病患」之業務使用，當然是合理的規定；二、規約所限制的是「收容或安置傳染病患」的住戶，而不是「患有傳染病患」的住戶，所以被告辯稱原告「侵害傳染病患之居住自由、而有違反公序良俗之情事，顯有誤會」。

另外，１、再怎麼說，在一般社區內收容傳染病患者，該社區內傳染病患之比例就會較其他一般社區要高，而「關愛之家」占了全台北市的百分之一，如達收容上限22人時，更會達百分之一點六八，比例「不可謂不高」；２、也因此，純住宅區的住戶密集，病患與住戶的接觸機會又增加；３更何況，「大量傳染病患所集中之治療廢棄物處理，對該社區居民之衛生健康及心理造成嚴重威脅」；４、而且，憲法保障人民居住與遷徙之自由，也應該要包括對於人民「居住環境品質、安全無虞之要求」，所以，系爭「社區規約」，並沒有任何違反公序良俗之處。

至於【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】第6之1條第1項固然規定：「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，不得予以歧視，拒絕其就學、就醫、就業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」，然而，１、參考同法第3條「中央衛生機關對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所從事之工作，為避免傳染於人，得予必要之限制」，所以，表示第6之1條「就學、就醫、就業」、或其他相關的基本權利，並非完全不得限制；２、就算現今各國均鼓勵愛滋病患以社區化方式生活，但是所謂「正常走入社區」，與由一般「類似關愛之家協會等收容機構設置於社區之情形有別」，所以，法院並不認為此規約有任何「歧視」愛滋病患之處。

最後，被告「既已違反系爭規約而收容法定傳染病患，原告自得請求其改善，而本件原告既已函請關愛之家協會改善，然關愛之家協會仍收容罹患愛滋病等法定傳染病者，已達得請求關愛之家協會遷離之要件」，「原告依法自得訴請關愛之家遷離」。

二、充滿歧視卻不自知的判決

【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治條例】第6之1條明文「不得歧視感染者」，正是立法者預見感染愛滋病之患者，可能在社會生活中遭受種種不平等的待遇，而先行設下禁止「歧視弱勢者」的規定，無奈，法院竟成了頭號的歧視者。

先來談談「關愛之家」判決論證的幾個牽強之處：

首先，法院不斷地切割「關愛之家」和「愛滋患者」究竟所為何來？善意的猜測是，難道只因原告起訴之時沒有將病患列為被告？或者是因為繳交管理費的都是「關愛之家」？還是真的是因為患者「來來去去」，所以人數無從確定？也因此法院才會說，這些愛滋患者是「被動地」以此處為「生活中心」，在主觀上，也從來沒有「居住或遷徙」到該社區的意思？

如果比較不善意地來解讀這份判決，法官一定要把「關愛之家」和「愛滋患者」切割論之的目的，無非就是要透過病患並非被告的方式，來否認本案與「愛滋患者」有關，藉以逃避侵害愛滋患者之「居住遷徙自由」的非難；然而，這顯然並不是一個很成功的論證，「居住遷徙自由」固然是愛滋患者所得享有，但卻非專屬於自然人，亦可兼屬於法人，「關愛之家」既為社團法人，就算接受法院「愛滋患者之自由權與本案無關」的說法，「關愛之家」作為社團法人的「居住遷徙自由權」是否亦不受保護？該判決至此就已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了！

然而，本案真的完全與「愛滋患者」的「居住遷徙自由」無關嗎？如果真的認真地把法院的判決理由當一回事，那麼，被法院判決應該遷離社區的，只不過是「關愛之家」這個「法人」、而不是「愛滋患者」這些「自然人」囉？系爭社區居民所請求的，難道只是「關愛之家」去辦理「社團法人住址變更登記」？還是，這其實是法官個人「用心良苦」的「高招」？一方面，讓社區居民獲得勝訴判決，但是另一方面，「愛滋患者」其實也不必搬離？

如果再仔細分析判決後續的論證，其實處處都是以「愛滋患者」作為討論的對象，當然，法官也可以抗辯說這些本來就是被告「收容或安置」的「對象」，自然會「附屬」在被告行為合憲、合法與否的討論之中；只不過，論辯的明明就是這些「愛滋患者」有否「繼續居住」的「權利」，在法庭裡竟然只能被「視而不見」地「附麗」討論，豈非也是一種法官不自覺的歧視？

更何況，判決書說愛滋患者是「被動地以此處為生活中心，在主觀上，也從來沒有居住或遷徙到該社區的意思，所以根本就不會受到居住遷徙自由的保障」，如此推論簡直是荒唐至極；其一，法官根本就是極度不合理地限縮使用「主觀」這兩個字，只要愛滋患者有意識，難道她／他們不知道自己是搬到（遷移）「關愛之家」去住（居住）嗎？其二，法官所謂「被動」，難道是指愛滋患者「被強暴、被脅迫」到「關愛之家」去生活嗎？法官似乎正下意識地流露出、其內心對於愛滋患者「正常生活能力」的質疑，實則，居住在「關愛之家」的患者，仍然可以過著與常人無異之生活，法官使用「被動」兩字，除了反應出對愛滋患者平日生活的無知外，正是不認為愛滋患者有「主動、正常生活能力」的歧視表示。

更誇張的是，法官不承認「關愛之家」、不承認「愛滋病患」有「居住遷移自由」也就算了，居然還大喇喇地宣稱：「憲法保障人民居住與遷徙之自由，也應該要包括對於人民居住環境品質、安全無虞之要求」，法官不指涉任何人、如此地抽象論證或許言之成理，然而，本案中得以援用「居住與遷徙自由權」以茲第三人效力地、間接防禦的，其實是被訴請要強制遷離的被告，法官張冠李戴「防禦自由權」至原告身上，難道是要建構出一套「居住與遷徙自由的國家保護義務」理論？

至於，判決書說「憲法是規範政府與人民間之法律關係，並非用以規範私人間之法律關係，被告稱原告『違反憲法』顯有誤會」，如此添足指責，不過僅是法學概念之空泛操作與法學素養之賣弄，蓋法官自己亦承認「憲法第三人效力」，法院本可從民法第72條的「強行規定」來「間接適用憲法」，法官狹義將被告所言侷限在「直接適用憲法」，還是隱約透露出法律專業之傲慢態度。

三、社區安全的合理範圍

法官得以判決「關愛之家」必須遷出的法律依據，就是【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】，而仔細考察該法規裡各條之立法目的，得以「限制」住戶權益者，莫不以「實質上會影響他人」為限，例如，第16條的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、與公共安寧正是非常典型的立法，而第22條「強制遷出」的規定，更是具有「最後手段性」的特色，例如，要先給予三個月的時間促請改善仍不改善或續犯、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等，在在都是利弊衡量的一種考量，於是，本案最核心的爭議，其實就是維護「社區安全」的合理、合法範圍究係為何？

超過了「社區安全」的合理、合法範圍，當然就會是侵害了住戶的「居住遷徙自由權」，不過，法院顯然並不認為有侵害到住戶的任何權利。判決書裡不斷地提到「高密集純住宅區」、「傳染比例遠高於一般社區」、「所占全台北市HIV帶原者比例不得謂不高」、「接觸機會容易增加」、「大量傳染病患所集中之治療廢棄物」、「法定24小時內應通報之傳染病」、「目前醫學並無一完整妥善有效之得治癒之醫療方法」、「對社區居民之衛生健康及心理造成嚴重威脅」云云，說穿了，其實就是不斷在強調愛滋患者所帶來的「危險性」太高，所以，會嚴重地妨害了「社區安全」。

而既然「社區規約」明文規定的是「法定傳染病」，就讓我們從這邊談起。法院既然明知「疾病管制局」將法定傳染病分成四類，依序分別是第一類、第二類、第三類與其他類，或許法官就應該先從這些分類的區分標準和區分實益開始談起。

第一類法定傳染病裡有國人不陌生的SARS和「伊波拉病毒出血熱」，如果今天法院判決應該搬離社區的，是一群SARS和「伊波拉病毒出血熱」的患者，相信大眾並不會覺得有任何不合理之處，為什麼呢？真的只因為它們是一種法定傳染病嗎？絕對不是！而是因為這些疾病有高度的傳染與實害性！

然而，「小兒麻痺症」和「腸病毒」是第二類法定傳染病，「梅毒」、「淋病」、「破傷風」是第三類法定傳染病，「病毒型腸胃炎」也是其他類法定傳染病，相信法官乃至於一般民眾，對於因著感染上述這些「法定傳染病」、就要求患者「搬家」，應該會覺得是一件十分荒謬的事，這也就表示了，僅僅憑「愛滋病是一種法定傳染病」就要求「關愛之家」必須強制遷離，無論如何是不夠充份的理由，法院必須要說明：愛滋病之所以等同於SARS、而非梅毒、淋病的理由，到底在哪裡？

不可否認的，就一般常理而言，只要是會傳染的疾病，「接觸的機會越高，被傳染的機率也越高」，然而，此種抽象之推論，仍需落實到具體的疾病實證研究來考量，才能推斷出所謂「被傳染機率高／低」的問題。

法官並不是不了解，「愛滋病之傳染途徑主要係透過不安全之性接觸、靜脈注射、輸血、分娩、哺乳等方式，不會從一般公共場所或日常生活接觸中得到，而眼淚、唾液及糞便亦不會加以傳染」，「會經由血液及部分體液傳染他人」；而就社區內住戶與住戶的往來互動而言，一般不正是僅會有「公共場所的日常生活接觸」嗎？難道，還會包括「血液」或「體液」的交流？依判決書如此之推論，難道不就是等於「一般情形下，幾乎沒有傳染之可能性」？如此一來，法院的判決理由和主文，就正恰是完全相互矛盾的。

在一一駁斥了法院的各種推論和理由之後，所剩可以言之成理的，大概只有「公共衛生」這個理由，正如法院所念茲在茲的，一般社區或許不是設立收容機構的良好場所，正如同也不太適合設立化學工廠一般，因為相關的「廢棄物」處理，或許並不適合經由一般社區處理垃圾的管道。

然而，我們還是不應該脫離「關愛之家」的個案脈絡來討論，第一，原告應該要先舉證，「關愛之家」在照料患者的過程中，確實有造成醫療廢棄物污染或感染的危險，換言之，「關愛之家」如果已善盡其作為住戶一己之社區衛生責任，原告之訴自應駁回；第二，就「關愛之家」所照料的14位HIV帶原者而言，並不是每一位都需要經常性的醫療照護，所以，對於這些毋庸經常性醫療照護之人，原告的主張當然是沒有理由的，這也就是病患可以回歸「社區化生活」的道理。

最後，就算法官認為「一般社區不是設立收容機構的良好場所」，大家也可以認同，「社區化生活」是一回事、但是「設立收容機構」是另外一回事，「收容機構」應該另覓更寬闊、更適當之場所；然而，就台灣的社會現況而言，仍然還是不應該冒冒失失就作出「強制遷離」的判決，否則，實在會讓人覺得有「何不食肉糜」的諷刺。

正因為，如果愛滋病患者不是非常容易受到社會歧視與排斥，怎麼又會因著工作難尋而變成經濟的弱勢？又怎麼會無力尋找「更好」的場所，怎麼會「無家可歸」、以致於需要「關愛」之「家」呢？

或許，論者會認為這是政府的社福、衛生單位仍應有加強之處，沒錯，確實如此，然而，「關愛之家」既然是在協助幫忙政府本應做的事情，法院豈能成為增加阻力的間接幫凶？而如果連政府都待加強，民間正在辛苦努力，法院也不難想見，一旦判決強制搬遷，就會令所有的被收容人陷入立即流離失所的危險困境，也會再次強化病患被社會排斥的心理感受，僅憑抽象、無根據具有「傳染危險性」的理由，法院判決「關愛之家」遷離，真的彰顯了正義嗎？

更何況，判決或多或少總是會帶著對社會法治教育的效果，正面、積極地肯認愛滋患者之居住、生活權，進而駁回原告之訴，恰可以宣揚基本人權對弱勢者之保障，亦是駁斥一般人面對愛滋病患、出自無知之恐懼幽靈的好方法；若是反以類如本案判決之負面形象呈現於社會，除了實質上會造成「弱勢族群被社會排擠於邊緣」的正當化效果，也會強化了「愛滋病患被歧視與差異對待」的合理化印象，在在均非法治國家特重保障人權應有之態樣。

四、結論：生活在台灣「文明」下的「邊緣人」

在對本案判決提出一連串的批評之後，只能感慨地說，或許「關愛之家」判決原本的立意並不差，但卻是用堆砌的法律概念，切離了社會生活的脈絡。

愛滋患者本應是最該受到保護的一群人，顯然，在台灣未臻成熟的「文明」之下，她／他們還是只能在社會的邊緣浮沈、掙扎；到底，她／他們是怎麼失去本所應該享有之「保護」的呢？或許就是大眾透過「語言、媒體、公權力」不斷地「妖魔化」吧！只有面對「妖魔」，白天的我們不會手軟，夜裡也可以心安。

愛滋或許本來就是一種病，雖然，它常常被當成是一種罪；而在人類長遠的歷史以來，有時侯，某種病被當成是一種罪；有時侯，觀念轉換，某些罪就變成只是一種病了，「病／罪」的界線，其實有點那麼曖昧不清；然而，清楚的是，對於「病人」，我們顯然會比對待「犯人」，要來的寬容地多，那麼，愛滋帶原者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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