蘇建和案又要開庭了。

    2003年1月13日，在失去自由四千三百八十天、成為死刑犯三千九百八十三天之後，蘇建和、劉秉郎、莊林勳三人經台灣高等法院再審改判無罪，當庭釋放。原以為多年的苦難終於可以畫下句點，卻不料最高法院撤銷無罪判決，發回高等法院更審，又開始了三人的訴訟折磨。

在訴訟進行幾乎停滯的情形下，更審已進行了快三年，而大多數的人也都快忘記蘇建和案了。蘇建和等三人從1991年8月15 日被警方逮捕時起，用最寶貴的青春歲月親身試煉了台灣司法的殘酷落後，卻也同樣見證了台灣司法的進步。

十五年來，台灣的刑事訴訟制度改變甚大，其中最關鍵的不同在於證據法則。十五年前，被告的自白被視為證據之王，偵查機關往往漠視客觀證據，只想取得被告的自白，而被告主張被刑求時，要自行舉證的證據法則，更是刑求的溫床。十五年後，刑事訴訟法已規定訊問被告要全程錄音錄影，而只要他主張自白不是出於自願，檢察官又不能舉證被告自白的任意性時，被告的自白就不能做為證據。此外，被告有權保持緘默，可以聘請律師，可以請求調查有利證據的台灣「米蘭達原則」，更是刑事人權保障的一大進步。

於是，在十五年後的南迴搞軌案中，我們可以看到李泰安行使緘默權、拒絕測謊，而不會擔心被檢警刑求；我們也看到檢警想盡辦法蒐集客觀的科學證據（不會說話的證據），希望將李泰安順利定罪，而這在十五年前是無法想像的。

不過，雖然刑事訴訟制度保障人權有了明顯的進步，但同樣在南迴案中，我們還是看到了刑事訴訟程序的部分缺失，更有一部分顯現了執法人員觀念的偏差。例如，在李泰安第二次被聲請羈押時，檢方提出了秘密證據，院方竟配合檢方要求命被告與辯護人迴避，這種完全侵害被告答辯（針對聲押理由答辯）權利的做法，不無違憲之嫌，難怪引發高雄律師界四十多位律師的聯署抗議。另外，檢警在第一次聲押李泰安被駁回，第一時間的反應竟然是「不羈押案子辦不下去」，雖然事後澄清絕無「押人取供」之意，不過最初顯現的心態依然可議。而李泰安在羈押後被提訊時，依法行使緘默權，檢警踢到鐵板，據聞亦有執法人員脫口怒稱「台灣怎麼會有這樣的法律保護李泰安這樣的人！」，如此觀念實在令人搖頭嘆息！日昨也傳出警方派員向李聚寶「曉以大義」，希望他勸服李泰安「認罪招供」，更令人啼笑皆非。

蘇建和案促使也見證了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，但是十五年了，三個人還在跟訴訟纏鬥；而我們在李泰安案中看到了改革的成果，卻也看到改革未盡之處，羈押制度、辯護權，乃至最難改的執法人員的觀念部分，都還需要我們的努力。不過，我們還是很樂觀，相信司法是在慢慢進步當中，不僅從蘇建和到李泰安，更希望十五年後，司法可以一律公平地對待任何人，就像我們呼吸空氣一樣自然，相信這是所有人的願望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