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位自稱擁有長達15年監獄教誨經驗的志工，在日前接受雜誌專訪關於死刑執行爭議時，提及曾有死刑犯在獄所中上輔導課，只因一旁雜役發出打掃聲響，就直接大聲狂吼，直到雜役離開才恢復平靜。她認為：「如果這樣的死刑犯回到社會，誰能保證他的情緒受到刺激時，會作出什麼事？」並強調廢死聯盟「不應該拿一般人的生命開玩笑。」姑且不討論被判處死刑的受刑人究竟應假釋或執行，這位教誨志工以此身分如此發言，早已牴觸監獄執行教化工作的基本目的，也有汙名化受刑人及精神障礙者之虞。

依據這位教誨志工的描述，這位死刑犯的精神狀況應該尚未達到精神衛生法所稱「嚴重病人」的程度，可能只是情緒障礙或單純的情緒不穩。類似這樣的民眾，監獄中原本就不在少數，外在社會則更多。當96年精神衛生法修正後，已嘗試建立協助精障者就醫、通報、追蹤保護、緊急安置與社區治療等制度時，因案入監的受刑人若罹患精神疾病，因缺乏家人的陪伴照護，又處於封閉式的監禁環境，等於是雙重弱勢，反而更需要關懷及保護。此時，不問犯什麼罪，政府都負有義務保護他/她法律上的各項權利，包括獲得精矯正機關依法必須提供的醫療照護，以及享有與一般受刑人相同接受教化、經由審核獲得假釋的機會。如果只因受刑人疑似罹患精神疾病，就認定出獄後有較高的再犯機率，或以「不該拿民眾生命開玩笑」的理由主張繼續監禁，自已構成對精障者的歧視。

受刑人發生情緒障礙的原因很多，可能是單純個性問題、入監前的既有病史，更可能是在獄中未獲得良好治療而導致病情惡化。此時，獄所本應依法給予輔導、醫療照護，或視情形協助就醫；至於能否假釋，則由矯正機關審視累進處遇記錄、確認是否有「悛悔實據」再作成決定，原本就與精神疾病缺乏直接關聯。換句話說，單純的情緒障礙，從來不等同出獄後的再犯可能性，這是再明確不過的精神醫學、心理輔導概念。若真的擁有十餘年監獄教誨經驗，這位志工何以會只因受刑人對打掃的雜役狂吼，就認為讓他/她回到社會是「拿一般人的生命開玩笑」？

這位教誨志工的想法，反映的是大眾對於更生人結合精神障礙的雙重恐懼。我國社會原本就已對更生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厭惡與排斥；而人類文明長期以來對精障者的誤解，更容易引發民眾心底深處雙重的集體性恐慌與焦慮，將只是單純情緒不穩之人一概視為異類，進行一系列的汙名化行動。過去媒體動輒使用「瘋漢」、「不定時炸彈」等歧視性詞彙描述精障者，最後迫使政府修正精神衛生法，要求媒體不得使用此類歧視性稱呼，並禁止對精障者為歧視或不公平待遇。今日，難道我們還要只因受刑人罹患某種程度的精神障礙，就直接認定他們是危害民眾安全的潛在風險，而完全不問病情成因、如何對他們進行輔導或治療？

更讓人遺憾的是，這位志工是以獄所教誨師的身份發言。她或許不知道監獄行刑法第1條已開宗明義宣示獄所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，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」，但近年力推「人權大步走」政策的主管機關法務部，顯然必須注意到：這位教誨志工的言論，剛好牴觸馬政府一再引為政績的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第10條「監犯之處遇，應以使其悛悔自新，重適社會生活為基本目的」的規定。如果教誨師的存在目的是為協助獄所執行教化及輔導工作，這名教誨志工卻抱持「精神有毛病就不該放出來」的老舊觀念，無怪乎我國監獄教化的成效始終備受質疑。

這位教誨志工的專訪言論，不符合監獄行刑法以促使受刑人悔改向上的宗旨，也牴觸精神衛生法要求獄所給予醫療照護及平等待遇的基本精神。當此類的錯誤偏見持續透過媒體傳播，只會不斷加深民眾對受刑人的誤解、歧視，以及對精障者的汙名化。法務部顯然必須正視獄所教誨志工之遴選標準、監督方式及考核程序，避免抱持偏差觀念者影響矯正功效，甚至傷害絕大多數認真從事教化工作的教誨師。